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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夫之责:文化自省与自救

晚清以来,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,造成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(李鸿章语)。欧风美雨的强劲到来,使国人的精神家园处于风雨飘摇当中。许多思想家陷入纷争、迷茫、焦虑、困顿,不知何去何从,引发文化认同危机。伴随着国运沉浮、民族兴衰,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,不时出现“自卑自谴”和“自大自闭”两种倾向,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。面对这一状况,是否能够实现文化自省与自救,是衡量文化自觉与自信程度的重要标尺。

反省文化自卑、自谴心态

法国汉学家拉库伯1894年出版《中国古文化西源说》,影响颇大,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对此深信不疑,并运用自己熟谙的文字音韵学和古史知识,从古迹、古籍中寻求佐证以附和之。在当时的语境中,“文化落后→制度落后→国力贫弱”成为部分思想家探究中国落后的基本逻辑,以至于胡适说: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,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,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,并且道德不如人,知识不如人,文学不如人,音乐不如人,艺术不如人,身体不如人。”这是“西方中心论”“全盘西化论”的典型表现。

学者潘光旦在国外研修优生学,曾致信好友闻一多谈及中国人的生育意识。闻一多用激烈的言辞复信明确指出:“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,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,我将想办法买手枪。你甫一回国,我亲手打死你。”

正如无法抓着头发将自己从大地上提起来一样,我们也无法脱离身处其中的文化背景。我们踏着历史的河流而来,传统文化在每个人身上打着深深的烙印。数典忘祖、蔑视传统、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,有百害而无一利,造成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自卑。对于本民族文化无知、隔阂、冷漠的人,无法担负起接续文化传统、光大民族精神的职责。如果不审慎体察近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、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实质,不戒除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,盲目照搬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、文化样式,不切实际地提倡西方的民主、自由等观念,鼓吹所谓“天下人人归于一致”的“社会平等”,对国家和社会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。鲁迅曾多次提醒大众,要警惕“人丧其我”“举世惟知识之崇,人生必大归于枯寂”的局面。

反省文化自大、自闭倾向

关于近代文化发展的态势与走向,另一个极端即文化自负,由“西方中心论”跳到“东方中心论”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,古人逐渐形成的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等思想,散发出历久弥新的精神魅力。但与此同时,我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,而二者区别之根本不在其他而在文化,故有“华夷之别,在于文野”之说,由此形成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,形成一种正统、自大、自闭的文化精神。

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发展至极,表现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,对域外文化、科技等多以“外夷异说”“巧技淫艺”定位,痛斥深拒之。即使作为代表当时先进思想潮流的洋务运动主导者和参与者,为抵御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和责难,提出的口号也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当时有人批判试图翻译西学的学者“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,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,所当深恶痛绝者,正在此也。”“惟天地开辟以来,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,传心有要,阐道有宗,天人之理,发泄尽矣,无容以异说参矣。”这些论调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、自足的偏狭之见。

全面而理性地认识“西学中源”“中体西用”论,摒弃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,是反思文化定位、寻求文化自救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倡导文化自觉、自强之道

一个国家的发展应当且必然是多方面、立体式的,不光要有经济实力的增长、政治制度的完善,还要挺起文化的“精神脊梁”。文化自觉,指民族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,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,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,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。文化自觉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,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。文化自强是立足自己的实际,依靠自己的力量,突出自己的特色,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,使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、影响力、创造力、竞争力,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社会建设协同推进,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。

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大,都是文化不成熟、不自觉、不自强的表现,都无益于文化的良性建构和健康发展。克骄妨矜、格局远望、守正创新,彰显文化主体性,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或完全坚守传统文化,到既理性回归传统又广泛开放传统的转变,从完全排斥西方文化或完全倒向西方文化,到甄别与引进以及平衡与整合的转变,才能实现文化自救,走向文化自觉、文化自强。

当时的诸多志士仁人,不管处江湖之远,或居庙堂之高,都试图反思文化自卑、文化自谴、文化自大、文化自闭诸向度的流弊,探寻文化自觉与自强之道。例如,时贤梁启超着眼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,疾呼改造国民性,力图塑造中国少年和少年中国,提出系统的新民思想,以“新民德”“开民智”“鼓民力”为己任,通过办报纸、撰文章、开讲座,致力于以人的近代化为主旨的思想启蒙工作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,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和浴火重生。毛泽东指出,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,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。从这时起,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,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。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,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。”

(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代玉启)